另一边，

意共成员正拥挤在一间破旧的酒馆中，

不比墨索里尼讨好金主的阔绰，他们正在以一种简陋的方式朝梦想踏步。

冬天已至的米兰渐渐刮起了湿冷的潮风，

摇晃的木窗后

帕尔米罗·陶里亚蒂紧握着匈牙利肃反委员会成员多尔·伊夫的手，

“同志，你们的到来对意大利意义重大，拉齐多·布莱威尔同志说了国际大会的内容，但比起指出我们应该怎么走。”

“我更想怎么知道，我们现在应该做？”

经历了整个匈牙利革命，在南部有着充足农民斗争、肃反工作经验的多尔·伊夫，是匈牙利最年轻的肃反委员会成员。

布西亚甚至在结束国际共产第三届大会后的匈共第二届代表大会中，要将他提拔到中央，进行党内监督工作。

不过这个长相普通，唯一令人印象深刻可能是那对翠色双瞳的年轻人，放弃了安稳的生活。

而是选择和当初叶戈尔来的匈牙利一样，选择来到了意大利，选择帮另一批无产阶级同志，捡起了属于他们的无产阶级专政。

当然这种为理念而付出实践的同志，远不止多尔·伊夫一个。

相当多从国内革命战争中留存下来的优秀同志，都对国际主义抱有浓烈的感情，想为其他无产阶级同志遮风挡雨的热切也最浓烈。

“怎么做从来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陶里亚蒂同志。”

多尔·伊夫翻动资料的手不由得加快了许多，眼神在看到农业束棒主义们针对农民的暴行后，停了尤其久，最后问道，

“陶里亚蒂同志，我认为我们应当先进行左翼方面的团结工作。”

“目前对于工人的压迫，对于农民反抗的镇压，已经上升到了彻底的暴力，这是每一个无产者，每一个革命者都无法容忍的暴行！”

“我相信在打倒束棒主义，这点，我们同其他左翼是有共通性的，是可以开展合作的。”

“其二，必须加速建成党内的枪杆子！”

对于第二句话，陶里亚蒂深有同感。

他们在农场地区建立的农民联合社，往往就是缺失足够的暴力，所有才会屡次被大地主扶持的农业束棒主义者们破坏。

每次摧毁，束棒主义们更会对农民开展新一轮镇压。

久而久之，

农民内心虽然存有对束棒主义的反抗，但因为他们无法带来实质性的改变，而变得懦弱，丧失其好不容易积攒的革命性。

“其三，我认为陶里亚蒂同志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当前政府的态度，看看能否通过政治上的周旋为我们争取到足够多的民众动员时间。”

多尔·伊夫继续道。

而在罗马，

维托里奥·伊曼纽尔三世，正在办公室来回踱步。

令他担忧的并不是即将到来的圣诞，该去梵蒂冈进行怎样的祷告。

而是进军阜姆失败后，国内依旧无法压下的右翼浪潮与左翼革命。

政府办公室秘书长纳尔切克站在国王身边，清楚伊曼纽尔极易退缩的他，着重增添了几抹在束棒主义们的笔墨。

想让国王对这个逐渐膨胀，并已经对国内秩序造成威胁的组织进行相对管控。

毕竟在纳尔切克眼中，束棒主义们虽比不了那些红匪的破坏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