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天后，莫斯科中央监察委员会。

《致代表大会的信》静静躺在叶戈尔左手边，有这封信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拿到了列宁的支持。

起码在列宁尚未失去口述能力的现在，它依旧能说服绝大部分执行委员与地方代表。

但这依旧不够，在叶戈尔眼中，想要扳倒斯大林，离不开托洛斯基、季诺维也夫，加米涅夫三人的绝对支持。

托洛斯基代表军事委员与党内反对派。

季诺维也夫代表法理上的国际共产与彼得格勒。

加米涅夫代表莫斯科党组织。

只有拉拢到这三人才能成为党中央的大多数，才能一次性完成书记处重组与政治局革新。

但这有些太遥远和太不切实际了，在叶戈尔眼中无论季诺维也夫嘴上说的再好，也改变不了其对托洛斯基的忌惮。

除非托洛斯基主动提出缓和。

不过这就更加不可能了，想让托洛斯基拉下脸，朝季诺维也夫伸出手，哪怕有列宁促成也只能完成明面上的缓和，而并且实际上的合作。

想着，叶戈尔的思绪转移到了《德意志》报中。

和前世一样，魏玛政府的上台并没有给这片炙热的土地带来秩序与长时间的平稳。

一战后的高昂债务问题，必须有一个偿还对象。

而魏玛政府本质上是建立在，十一月革命失败，右派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组阁产生的缓和产物，从任期执行的政策来看，总统艾伯特虽有一定程度的左翼倾向。

但无法改变的事实是，债务问题无法被向上转移。

不舍得分割容克贵族们与资产阶级的财富，那便要让这片土地的无产阶级、沉默的大多数背负动荡与耻辱之苦。

德国束棒主义的变种也因此孕育而生。

虽然不知道，在意大利革命后，德国会不会被蝴蝶荡起的气旋掀去那抹黑斑，但叶戈尔知道想要让这次机会，想要让德共的又一次革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。

问题不仅仅在内部，也在外部。

在一边汇报的苏斯洛夫，察觉到了压在叶戈尔眉头这抹挥之不去的凝重，正欲开口却被叶戈尔先出声打断，

“苏斯洛夫同志，距离党的十二大召开还剩不到两个月，托派的阴风有没有得到控制？”

本想接着党中央批评托派，发表一篇通稿，乘机引起德共思想整风的叶戈尔，却得到了意料之外的答案，

“叶戈尔同志，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刮的更凶了，各个地区都有部分干部组成了革命小组，反对的面也不仅仅只集中在经济方面，而是奔着全方向的批判。”

“党中央不但没有控制，在几天前还允许真理报上发表了一遍，赞扬托洛斯基与其不断革命思想的文章，号召苏联人民前往欧洲前往世界组织更浩大的革命，并认为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不存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，应当统一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。”

“对东方以及许多半殖民地的宣讲，更是一派胡言！”

基本研读了半个图书馆的马列以及哲学著作的苏斯洛夫，对这种言论嗤之以鼻。

在他眼中，相当一部分人是在照本宣科的念经想以此为台阶寻找机会，还有一部分人则犯了政治妄想。

没有给其他革命者灌输最基本的，依照现实为路径的实事求观念，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必须依照这条路径走。

其内部的分裂，更是让苏斯洛夫感觉斯派也并非没有半点优点。

在他眼中，起码斯大林的某些观点，以及对各革命地区的看法，倒是相对贴切与合理。